四川新闻网首页
四川 | 原创| 国内| 国际| 娱乐| 体育| 女性| 图片| 太阳鸟时评| 市州联播| 财经| 汽车| 房产| 旅游| 居家| 教育| 法制| 健康| 食品| 天府新区| 慢耍四川
您当前的位置:文化频道  >  文化要闻
新闻热线:028-85171608 QQ:2226834809

中国节:七夕乞巧更乞“桥”

2017年04月17日 10:58:21
来源:中国青年报
编辑:陈玉蓓

  导读:近年来,“找回我们的节日”成为一句中华文化复兴的口号。几千年来,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中,积淀着非常丰富深厚的中华民族心理,有哲学的,有社会学的,也有美学的。从这些传统节日中,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民族曾经非常风流浪漫、青春昂扬的精神性格,只是自明朝以来,我们的民族性格多了一些暮气,少了一些对人生和人性的狂欢表达,正像著名学者余世存对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表示的:“今天,在中华民族走向复兴、面临转型的时期,我们的民族性格需要重新被激活,就像梁启超在一百年前呼唤‘少年中国’一样,呼唤公共生活的空间和社会人格的塑造。”

  恋恋不舍地结束了清明假期,许多人已开始满怀期待,为一个多月之后的端午假期做计划。“如果把生活比作平淡的河流,那么节日就是浪花。节日给了我们调整精神,再次出发的机会。”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、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萧放对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说,传统节日在今天有着更为丰富的现代价值,“传承文化认知、增强民族认同、调剂精神状态”。

  回溯古时,源于四季自然气候变化与农事活动的中国传统节日,是围绕祈求丰收与庆丰收这两大主题展开的:春季祈生殖、夏季驱疫虫、秋季庆丰收、冬季慎储备。与二十四节气同时并行的节日,主要表现在各季各月朔望之间。朔为“上日”,是各月之初一,又称“元日”,正月朔日谓之元旦,是旧历新年之始。随着礼仪的形成,秦汉时期,中国的主要节日除夕、元旦、元宵、端午、七夕、重阳等已成习俗,趋于定型。

  萧放指出:“传统节日是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,它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,是民众精神信仰、审美情趣、伦理关系与消费习惯的集中展示日。”梳理这些传统节日,或许能让今人对天人关系、人人关系、人与自我关系的积极作用,有新的认识。

  除夕达旦守新岁

  春节是中华民族的第一大节。作为岁首新年,春节在中国已经走过了至少三千年历程,其产生与古代历年概念的形成有着直接关系。萧放指出,“从本质意义上说,春节根源于上古先民的时间感受与时间意识”。

  我国人民以寒冬将尽,春阳萌动之时作为新年伊始,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的“腊祭”,其主要内容是感谢诸神上一年的赐予,祈求来年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。古时“猎”与“腊”字相通,人们用猎获的野兽作为祭品举行大祭。《礼记·月令》曰:“是月也,大饮烝。天子乃祈来年于天宗,大割祠于公社及门闾,腊先祖五祀,劳农以休息之。”《诗经·七月》则记载了西周时期旧岁新年交替时的节庆风俗,“朋酒斯飨,曰杀羔羊”,人们将美酒和羔羊献给诸神,以酬谢一年来神的保佑和赐福。

  上古的年终祭祀风俗发展至秦朝,农历的十二月开始作为岁终的“腊月”固定下来,只是具体日期不定。直到汉代,“腊日”,即腊月初八才得以明确。到了南北朝,人们在“腊八”不仅祭祀天地神灵,还要供奉祖先,祈求丰收吉祥。这一天也发展出很多富有民族特色的风俗,比如熬腊八粥、泡腊八蒜等。

  《隋书·礼仪志》曰:“腊者,接也。”意思是腊有“新旧交替”的蕴意。民间常有“报信儿的腊八粥”之说,过了腊八,新年就来到了。

  春节(正月初一),作为岁首大节,最早确立于汉朝。汉太初元年,汉武帝颁行《太初历》,确定以夏历的正月初一为岁首。随着社会的发展,从汉朝到南北朝,正月初一过新年的习俗愈演愈烈,燃爆竹、换桃符、游乐赏灯等活动都已出现,庆祝的日期越拉越长,逐渐演化为我国的第一大节日。

  年三十是旧年的最后一天,大年夜灯火通明,全家人围炉夜话、通宵不眠,名为“守岁”。晋朝已有守岁之俗,周处《风土记》说蜀人“至除夕达旦不眠,谓之守岁”。

  年夜饭是一年中最丰盛的团圆饭。萧放告诉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,年夜饭来源于古代的年终祭祀仪礼,可谓是“人神共进”的晚餐,菜肴充满寓意。中国南方地区的年夜饭有两样菜不可少,一是头尾完整的鱼,象征年年有余;二是丸子,南方俗称圆子,象征团圆。传统北京人的年夜饭中必定有荸荠,谐音“必齐”,就是说家人一定要齐整。

  祭祀祖先、礼敬尊长,是春节的精神内核之一。

  著名学者余世存对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表示,人们会自发地“把传统和现实打通”,让节日习俗的形式适应时代发展的变化——比如,古人们会在祖先牌位前奉上饭菜;而今,人们会摆出先人照片,在照片前摆供,是为“家祭”。——南宋诗人陆游就有“王师北定中原日,家祭无忘告乃翁”的诗句。

  春节期间,各地还有一些有趣的特色节日。如在山西、内蒙古一带,正月初八为“敬八仙节”,以求得八仙显灵,保佑新一年吉星高照;在广西岑溪一带,正月初十是“花灯节”,当地凡是生了男孩的家庭都要去社庙挂花灯,向社王“报人丁、祈平安”。

  千百年来,春节昭示着我们的来路和去处。余世存认为,春节不仅蕴涵着节日的秘密,而且更有着文明的秘密。“无论人类个体在生活的风雨中如何,在一个特定的时空里,他必须回归基本,他的起点,家人、乡邻、桑梓。”

  元宵闹夜人狂欢

  “一年明月打头圆”,新年的第一个月圆之夜,在民俗生活中意义非凡。

  “元宵节”与我国本土的道教关系密切。道教文化有所谓“三元”神之说,上元天官、中元地官、下元水官,分别以正月十五、七月十五、十月十五为诞辰,因此,在这“三元”之日都要举行祭祀活动。其中“上元”又叫“上元节”,是元宵节的别称。按照这个说法,元宵节起源于对上元天官的祭祀活动。

  《史记·乐书》载:“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,以昏时夜祠,到明而终。”太一也叫“泰一”、“泰乙”,战国时就被认为是极其显赫的神明,地位在三皇五帝之上。汉武帝对太一的奉祀十分隆重,其奉祀之时恰在上元,从黄昏时开始,至翌日天明结束,这种祭祀仪式对元宵节的形成无疑起到了推动作用。

  在汉代,京都平日实行宵禁,唯有到正月十五才解除宵禁。由于元宵节有张灯观赏的习俗,因此也成为“灯节”。东汉时,佛教传入中国。佛教教义中将火光比作佛之威神,汉明帝为宣扬佛教,敕令在上元之夜“燃灯表佛”。从此以后,元宵张灯便蔚然成风,相沿成俗。

  萧放教授说:“元宵的民俗与除夕是相对应的。除夕夜是关门团圆,人们暂时中断了与外界的联系,处于静止状态;而在元宵夜,人们以喧闹的户外游戏,打破静寂,‘元宵闹夜’成为明显的节俗标志。”

  到南北朝时,元宵欢庆活动比汉代更热闹,梁简文帝曾作《列灯赋》,描写元宵张灯景象:“南油俱满,西漆争燃。苏征安息,蜡出龙川。”

  至隋朝,隋炀帝在元宵节的张灯、游玩活动上花费巨大。《隋书·音乐志》记载:“每岁正月,万国来朝,留至十五日,于端门外,建国门内,绵亘八里,列为戏场。百官起棚夹路,从昏达旦,以从观之。至晦而罢。伎人皆衣锦绣缯彩。其歌舞者多为妇人服,鸣环佩饰,以花联者,殆三万人。”

  到了唐朝,经济高度繁荣,社会空前安定,元宵节庆祝活动规模之盛大,远非隋炀帝时能比。元宵放灯的习俗,在唐代也发展成为盛况空前的灯市。唐玄宗时的开元盛世,长安的灯市规模很大,燃灯五万盏,花灯花样繁多。据《开元天宝遗事》记载,唐玄宗曾下令建造一座高一百五十尺的大灯楼,光照长安。杨贵妃的姐姐韩国夫人也不甘示弱,特意制作了一座“百枝灯树”,高八十尺,“竖立高山,上元夜点之,百丽皆见,光明夺目”。

  对皇帝和朝廷来说,元宵节是展现“太平盛世”“与民同乐”的重要契机。唐玄宗规定正月十四日至十六日,连续放假3天。宋朝的城市生活进一步发展,元宵灯火更为兴盛。宋太祖追加了正月十七、十八两天元宵假期,亲登御楼宴饮观灯。

  至明代,元宵放灯节俗在永乐年间被延至10天,京城百官放假10日,民间百姓彻夜赏灯游乐。江南才子唐寅在《元宵》一诗中写道:“有灯无月不娱人,有月无灯不算春。春到人间人似玉,灯烧月下月如银。”

  清代的元宵灯市依旧热闹,只是张灯的时间有所减少,一般为五夜。据富察敦崇《燕京岁时记》所载,清代北京的元宵灯火以东四牌楼及地安门为最盛,花灯多以纱绢、玻璃制作,上绘古今故事,以资玩赏。

  元宵节前后,各地也有一些特色民俗节日,如山东一带在正月十五举行“火神祭”,台湾竹东地区客家人在正月二十举行“客家山歌节”等。

  萧放教授认为,在今天,元宵节的文化利用价值被低估了。“在当下社会,如果我们有意识地为城市居民展拓社交娱乐的空间,鼓励广大市民的参与,让传统的‘闹元宵’变成城市社区的‘狂欢节’,这对于活跃民族精神、稳固社会秩序是有积极作用的。”

  余世存也认为,在新的时代,应该创造条件让元宵节这一中华民族传统的“狂欢节”得以复兴,再次滋养民族性格。

  余世存对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表示:“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中,它的精神性格曾经是非常青春昂扬的,而自明朝以来,我们的民族性格多了一些暮气,缺乏对人生、对人性的狂欢表达。近千年以来的中国人是偏向收敛和老成的。今天,在中华民族走向复兴、面临转型的时期,我们的民族性格需要重新被激活,就像梁启超在一百年前呼唤‘少年中国’一样,呼唤公共生活的空间和社会人格的塑造。”

  余世存指出,在社会学看来,“人只有在公共生活中,才能形成最低限度的伦理共识”。拓展人们的公共生活空间,推动传统节日精神内核的回归,对崛起中的中国是十分必要的。

 [1]  [2]  [3下一页 尾页
无标题文档

返回
顶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