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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月河40岁开始写作 大作家仍居农家小院

2017年11月14日 13:00:12
来源:广州日报
编辑:张皙

  21岁高中毕业 40岁拿起笔写作 大器晚成

  在中国作家圈,二月河算是一个特例:21岁高中毕业,没上过大学,却是大学的博士生导师。40岁开始写作,却大器晚成,写成《康熙大帝》《雍正皇帝》《乾隆皇帝》,成为历史小说中难以逾越的丰碑,被拍成各种影视剧广为流传,并因此在作家富豪榜中名列前茅。即便红遍半边天,这位“帝王作家”至今仍住在河南南阳的一个农家小院中。刚刚闭幕的十九大,二月河作为连续五届党代表出席了会议,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。由于近年来对反腐问题频频发声,二月河被不少人称为“反腐专家”。不过,近日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,二月河表示,自己只是卖文为生的作家,并非反腐专家。

  文、图 /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肖欢欢

  因《康熙大帝》等帝王系列的热卖,二月河在作家富豪榜上排名前列。但至今,72岁的二月河依旧居住在南阳市卧龙区政府内的一个红砖小院内,院子里很幽静,绿油油的爬山虎爬满了墙根。下午时分,二月河喜欢搬把椅子坐在院子里晒太阳。“你以为我会住在哪里?住在别墅里啊?”二月河哈哈大笑。

  成名后依旧住农家小院

  二月河说,自己出生于山西昔阳,从小就跟农民打交道。他至今依然保持着吃山西饭的习惯,比如捞面、刀削面、小米饭、老陈醋等山西食品。他13岁来到南阳,在这里住习惯了,有小城市的舒适和亲切。长达几十年的埋头写作,使他习惯了在幽静的环境中生活,反而不喜欢大城市喧闹的生活。所以,即便如今经济条件好了,他还是喜欢居住在安静的小院中,生活和当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没什么两样。“几十年的习惯,很难改变。”

  他回忆说,以前自己在院子里养着几只鸡,需要到大街上捡菜叶喂鸡。看到大街上有卖菜车就不出声挤过去,捡拾人们买菜丢下的青菜叶子。有一次蹲在车下捡叶子,他突然碰到另一个人的手,起初以为是同道,并未在意。过了一会儿,那人蹲起身来,笑吟吟对他说:“二月河老师,捡菜喂鸡呀?这是我替您捡的,应该够用了,您带回去吧。”

  这使他很意外,也很狼狈。“在公众眼里,我是个很辉煌的模样。过年过节市里团拜聚会,常在主席台上对着众人说几句祝福拜年的话,没有想到在这种场合和一个尊敬我的人遇合。我顿时怔住了,也不知道咕噜了句什么就匆匆离开了。” 有时去买菜,在卖菜车边拣了许久,正准备上秤,卖菜的人会突然来一句:“老师,不用称了,这是我自家种的,你带回去吃吧——这菜没上农药。”

  二月河在生活中不修边幅,穿衣服也没什么讲究,即便出席正式场合,也很少穿西装。用他的话说,常“穿着有点邋遢但却很适意的毛衣或衬衣到街上散步”,有时候鞋子上还带着一层浮灰。熟悉他的朋友调侃说,二月河是一个“永远可以在身上看出上顿饭吃了什么的人”。某次二月河要去参加讲座,衣襟上留着上一顿饭的油渍,他却毫不在意,衣服翻个面套在身上就上了讲台。

  二月河最近几年身体不太好,有高血压、高血脂、糖尿病。他家的桌子上,治疗糖尿病的药物随处可见。

  圆头大耳,满脸挂笑,身材高大,留着一个大平头,操一口浓厚的南阳方言,二月河颇有几分像弥勒佛,乍一看似乎是个粗人。但在和他的聊天中,你能感受到一股浓浓的书卷气,那种浸润在书海中的厚重气息扑面而来。他的话充满乡土气息,却总能逗得你哈哈大笑。

  二月河说,他现在很少写东西了,因为身体不太好,糖尿病带来的眼疾,让他看东西不太清楚。尤其是写长篇小说,一部动辄100多万字,非常耗费心血。“与其写得不好,还不如不写。”他现在是全国人大代表,还是郑州大学文学院院长,给学生们上课,还带几个博士,各种讲学、调研,将每天的生活塞得满满的。

  写《康熙大帝》每天三睡三起

  距离当年写《康熙大帝》已经过去30多年,但二月河仍对当时的情形记忆犹新。“写历史小说不能没有历史背景知识,我写的不是架空或穿越的幻想小说,而是依据真实史料的帝王系列,需要阅读大量的清人笔记。究竟读了多少已经记不清了,肯定不止几百万字。”  

  当时一家三口蜗居在南阳一间不到30平方米的平房中,二月河毫不讳言当时是住在贫民窟。“房间被我从酒市场上淘来的发黄的书和报纸堆得满满的,妻子和女儿要从堂屋里过都迈不开腿。”为了不使手臂沾上稿纸,他在两臂缠满一圈干毛巾。

  人们常用“头悬梁,锥刺股”形容读书人的勤奋。二月河还加上了一条“烟烧腕”,是他在晚上写作困了时拿烟头烫的。为了挤出时间来写作,他选择了这种极端的方式。

  当时家里太穷,用不起电扇,夏天太热,他就拿一桶水放在桌下,写作时把脚搁水桶里,既挡蚊子,又降温驱暑。有时实在太困,他甚至拿冷水浇头。冬天写作时,寒风刺骨,墨水都能结成冰。困意来袭时,他点燃一支香,让香烛腾起的烟雾把自己熏醒。

  《康熙大帝》是二月河的开山之作。当时他天天熬通宵。晚上10点开始写作,写到凌晨3点睡觉。早晨7点半,天蒙蒙亮,他就起床点煤炉子煮粥,然后骑自行车买个烧饼吃,到单位上班。晚饭后睡两个小时,到晚上10点他再起来写作。“一天三睡三起,我的时间都是偷来的。”忙中偷闲写书,他也招来一些流言蜚语,说他不务正业,用公家的稿纸写自己的书。

  正因为这种碎片化的作息,二月河练就了独特的“睡功”。如今,他坐在沙发上就能睡着。靠着这种“拼命三郎”的劲头,20年里,他写出了520万字的鸿篇巨制,包括《康熙大帝》《雍正皇帝》和《乾隆皇帝》三个系列。二月河说,这就像是一次精神上的沙漠旅行,疲惫不堪,但只要穿过沙漠,前面就是绿洲。

  “没人出书我头发都掉光了”

  二月河说,当时最大的困难并不是写书,而是在出版界、新闻媒体没有后台和熟人,没有门路。“写出书来往哪里投稿都不知道,找了很多出版社都吃了闭门羹。”

  这是二月河一生中最焦虑的时光。“头发都掉光了。大片大片地掉。”二月河比划着说,当时他很迷茫,知道自己能写,但写到什么样的程度够得上发表的水平,他把握不准。他非常感激当初赏识他的中国红学会会长冯其庸。当时,初涉文坛的二月河把研究红学作为敲门砖,给《红楼梦学刊》投了一篇稿件但却石沉大海,半年多都没见回信。心有不甘的他便给当时编委会之一的冯其庸写了一封信“讨说法”,并附上另一篇稿子。不到一个星期冯其庸就回信了,不仅推荐刊发了二月河的文章,还建议他从事文学创作。二月河自此开启了写作的念头。

  1985年,冯其庸看完《康熙大帝》前10章后对二月河说:“你不用研究什么红学了,这就是你的事业。”这让迷茫中的二月河备受鼓舞。“当时完全靠自己一个人,用白居易的一句诗说,‘策蹇步于利足之途,张空拳于战文之场’。”冯其庸鼓励他说,尽管写,书写出来由他帮忙找出版社。为感激提携之情,他曾拿出5000元稿费送给病中的冯老,但被退回。后来他给红楼梦学会捐款30万元。

  很多人都以为二月河是研究红学出生的,但二月河表示,这是一个大大的误解。“当时我在文学界毫无知名度。我一个高中生说写了《康熙大帝》,肯定会被扔到废纸篓里,但如果说我是红学会理事,写了一本《康熙大帝》,人家可能会看一看。没办法。”说起昔日的辛酸,二月河感慨万千。

  成功一靠运气二靠才气

  二月河30多岁时还是副连,看到身边的同事已是正团,“前途渺茫”的他想到了转业。部队图书室的书也难以“解渴”。

  带着英语大辞典入伍,他本想学英语,但无语境、无老师,他意识到“此路不通”。因文章写得好,他后来干起了宣传干事,并因此有机会大量读书,《二十四史》就是在部队期间读的。转业到地方,从副科长当到科长,二月河认为文史水平已经达到大学副教授后,决定利用业余时间写书。

  当时《解放军报》正在报道军人自学成才的案例,听说二月河正在写《康熙大帝》,就报道了这件事。黄河文艺出版社得知后,来找他谈出版。

  虽未上过大学,但二月河现在是多所大学的兼职教授,还是郑州大学文学院院长。成名后,有关部门要授予他“全国自学成才奖”,他调侃说:“还有成才不自学的吗?”

  全国各地来找二月河讲课的人纷至沓来,走在大街上,也经常有人认出他来,跟他打招呼,开口就是“二月河老师”,这让他很不适应。他要用手指掐掐自己,有点疼,然后确信,这是真的。“以前受过再多的苦都是值得的,总算熬出头了。”

  21岁高中毕业,40岁拿起笔写作,二月河在作家队伍中可谓大器晚成。他也说不清成为作家究竟是偶然还是必然。在他看来,最终能熬出来,一靠运气,二靠才气。“如果没有冯其庸先生的鼓励,单凭我过去的精神蛮干,80%的可能性要失败。”同时,也跟他的努力坚持有关。“我觉得自己是个写东西的料,可以卖文为生。”二月河笑言,如果只看《清史稿》就能写康熙,那骑自行车也能上月球。“清代留下的史料浩如烟海,他要看得非常仔细。比如,什么情况下用书面语,什么情况使用民间口语,当时鸡蛋、大米什么价格。”

  对话二月河

  雍正矫旨篡位站不住脚

  记者: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跟之前有何不同?

  二月河:我们党在从严治党上,如今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中国二十四史中都找不到这种反腐强度。历史上也有过几次大的反腐,比如说像武则天、朱元璋、雍正时期。但当时的反腐,仅限于某个阶层或阶级,某个集团,甚至几个人。从来没有哪一个政府提出过:老虎苍蝇一起打、反腐永远在路上等这一系列反腐举动,发动各级党组织,通过人民群众,系统地对腐败问题进行治理。

  也要看到,虽然反腐败已经呈压倒性态势,但这只是阶段性胜利,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。从历史上看,反腐败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,走向彻底胜利还需要继续努力。

  记者:为何你对反腐的问题发声比较多?

  二月河:可能我是个历史小说作家,对这方面题材比较敏感。其实我就是个作家,一个卖文为生的秀才,懂点儿历史,不是反腐专家。

  记者:你的“帝王系列”小说享誉海内外,但这种历史题材小说容易被人诟病说是在替某个帝王翻案。

  二月河:这要讲究历史真实性和艺术真实性的结合。打个比方,你到我家来,这是历史的真实。但你穿什么颜色的衣服,灰色还是白色,头发是卷的还是直的,有没有抹发油,戴的眼镜是近视的还是平光的,写的时候可以由我做主。历史人物过了300年后,他穿的衣服鞋子,个性是婉约型、激烈型还是爆发型的,作家可以发挥。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结合得好,后人就会说,你写得像。

  记者:你之前说过,比较钟爱康熙皇帝,这会不会影响到你在写作时“笔下留情”,其实康熙当时也有不少文字狱。

  二月河:的确,我是比较佩服康熙的。我看了大量历史资料,他的确在历史上起过巨大作用。我写的时候抱着比较尊敬的笔法。

  我判断历史人物通常看3个方面。一是在历史上对我们国家统一、民族团结起过什么作用。康熙在位时,我国国土面积达到1400万平方公里,3次亲征准格尔,6次南巡,还平定吴三桂叛乱和解决台湾问题,每个问题都处理得非常漂亮。他在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上做出了贡献,所以我不问他的出生。

  二是在科技、文化方面的贡献。《康熙字典》就是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贡献。

  三是个人的素质和修为。康熙懂7国外语,在数学、地理、天文、文学、书法、医学、音乐方面都有很深造诣,是当时的第一学者,现在学术界已经有定论。我的侄儿去上大学,我问他,老师有没有讲康熙年间有人发明了双季稻,他说不知道。老师不敢讲康熙就是双季稻的发明者。因为康熙是地主,成分不好。  

  记者:雍正皇帝在野史中的名声也不太好,你似乎也替他“翻案”。

  二月河:清朝没有正史,只有一部《清史稿》,就是对民间一些野史的整理搜集。我原来对雍正的印象不好,因为他抄了曹雪芹的家。如果不抄,留下一个完整版的《红楼梦》不好吗?但也许那样,曹雪芹顶多就是个吟风弄月、懂得一些诗词的公子哥,写不出《红楼梦》来。雍正在位,留下朱批谕旨2000多万字,这得是多大的工作量啊。他懒吗?所以我们要尊重历史,历史上的传说我们可以听,但不能全信。

  比如,野史和电视剧中都有提到雍正矫旨篡位,将“传位十四子”改为“传位于四子”,要知道,清朝写诏书时是满汉合一的,改了汉字,改不了满文。所以说,雍正改圣旨是站不住脚的。至于花天酒地、残害他的父亲等,当时社会上就有这个传闻。其实雍正也很苦闷,这么勤政,为国民殚精竭虑,还有人说他酗酒、好色,这和真实的他相去甚远。这应该是康熙晚年,太子们争位引起民众围观,民众们把这些事情写在日记中,成了我们今天的史料,雍正的形象才有些负面。

  记者:你之前也曾表达过对书价过高的担忧。

  二月河:是的。多年前一次逛书店的经历曾让我耿耿于怀:那时我的新小说刚出版不久,眼见一个年轻人捧在手上读得爱不释手,却在看到书的标价后犹豫地放下了。所以我对盗版感情很复杂。一套《二月河文集》便宜的卖300多元,高档的要500多元,对进城务工青年来说望而却步。而盗版书只要三五十元,也能读到我的书。盗版对穷人有利。他没有钱不是错,想看书也不是什么罪过,我们的书太贵啦。

  记者:现在社会上弥漫着一股焦虑情绪,年轻人操心买房子,家长操心孩子能不能上好学校……你觉得怎么才能缓解这种焦虑?

  二月河:我们处于变革时期,产生焦虑情绪很正常。我以前也焦虑过,头发都掉光了。我劝大家要多读书,尤其是历史书,让自己对历史、对社会的认知更加全面、视野更开阔,这样焦虑情绪就会有所缓解。

  记者:听说你之前出书时稿费非常低?

  二月河:是的。《康熙大帝》第一卷,我拿的是稿费,不是版税。第一卷千字7元,第二卷千字14元,第三卷千字20元,第四卷千字30元,到了《雍正皇帝》和《乾隆皇帝》时期,千字35元。出版社在当时已经给的是最高了。这种情况贯穿在我整个写作中。这两年版税收入才多一点。外人是按照我的书值多少钱,乘以10~15%,再按照印刷量。这样算,我当然收入高了。我也承认,我在中国作家系列中收入应该说名列前茅,算是比较多的。但我目前还没这个力量,拿出稿费组建一个团队或成立一个基金,来鼓励作家写作。如果将来有条件,我可能会有这种想法。

  记者:你会不会鼓励子女也走写作这条路?

  二月河:子女有子女的事,我们不要把爱好强加给他们。他们做好自己的事,平平安安,这是他们的福气,是我的福气,也是整个社会的福气。我不会强迫女儿去吃文字这碗饭,他们对文字也没什么天赋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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